农村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是中国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现实表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得益于城镇化，随着城镇化不断加深、现代农业产业链不断完善、农业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现代农业经济中技术与资本对农业产出的贡献将远远超出土地与劳动的贡献。我国粮食产量十多年连续增长也说明：种地的人在减少，但得益于技术与资本，单个劳动力管理的土地大幅增长，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谁来种地的问题也将随之得到化解。

　　最近读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英洪、刘妮娜的论文《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研究》，他们通过对北京市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源的数据分析，再次发出“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忧虑。

　　张英洪、刘妮娜列举的数据表明，北京市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的情况不容乐观：45岁以下年轻劳动力锐减，45—60岁老年劳动力成为了北京市农业生产的主力；2000—2010年，北京市45岁以下农业劳动力减幅超过50％，同时，25岁以下青年人代表着新进入农业行业的劳动力群体所占比例也从2000年的8．6％下降到2010年的4．3％；截至2010年北京市45岁以上农业老年劳动力所占比例达到60．1％，比2000年提高13．5个百分点。张英洪、刘妮娜认为，依此态势，北京市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速度可能更快。

　　事实上，不只是北京，全国其他地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速度加快的现象同样严峻。到2010年，45岁及以上老年农业劳动力所占比例，浙江是71．8％、江苏是69．5％、上海是65．2％、重庆是60．9％、湖北是53．5％、福建是51．4％。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季2015年在一篇论文中也提出，当前，农户两代劳动力就业选择的代际差异极其显著。例如，父母务农和兼业的比例分别为69．8％和21．4％，而子女的务农和兼业的比例则分别为5．1％和6．2％。未来5年务农人口比例将继续下降。而在未来农户劳动力务农比例下降的同时，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年均提高将超过1．1岁，呈现老龄化的趋势。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曾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农业稳，天下安。然而，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农村剩余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空心村、土地闲置或撂荒、农村常住人口“老幼妇”等问题日益严峻，“谁来种地”一直是农业经济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由于城镇发展的需要以及中青年劳动力选择的双向作用机制，越来越多的青中年劳动力进入城镇务工或者接受教育，因此，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农村的迁移人口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而留在农村中的多是老年人口。

　　年轻劳动力越来越少，“谁来种地”的忧虑就越来越重。不过，从学者的研究看，目前学术界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影响的问题上还存在很大分歧。学者李、徐娜等认为，农业劳动力的流失和老龄化与妇女化将使农业生产和农业现代化面临挑战。农业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导致农业劳动力缺乏以及整体素质下降，不利于先进生产技术的采用及生产经营。王跃梅、李澜等认为农村劳动力的外流还可能会改变农户精耕细作和生产决策行为，出现粗放经营甚至撂荒现象。但也有不同意见认为，农村劳动力外流增加了家庭收入，促进了生产性投资，同时有效缓解了人地矛盾，提高了生产资源的配置效率，对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生产经营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们认为，劳动力转移并未对农业生产造成显著影响，不必过于担心由此带来农业危机。

　　就世界范围来看，农业劳动力比例下降是必然趋势，老龄化现象是全球性的问题。美国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58岁，日本更高达67岁，而在欧洲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年龄也在65岁以上，而35岁以下的青壮年农业劳动力的比例不到5％。有研究数据显示，2010—2012年全球农业就业的平均比例为30．5％，相比过去10年下降了7．4％。对中国来说，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2》预测，如果按照中等生育力计算，中国到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16—60岁）总数将比2011年下降约1．6％，农业就业将占全国就业人数的24％左右，近两亿农业劳动力。在职业农民不断发展的未来，有这样的农民劳动力数量应不需要担忧。

　　农村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是中国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现实表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得益于城镇化，随着城镇化不断加深、现代农业产业链不断完善、农业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现代农业经济中技术与资本对农业产出的贡献将远远超出土地与劳动的贡献。二战后土地基本没有增加、农业劳动力更是大幅度减少，而世界农业总产出增长数倍就说明，促进现代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已转为技术与资本。我国粮食产量十多年连续增长也说明了这个问题：种地的人在减少，但得益于技术与资本，单个劳动力管理的土地大幅增长，生产力不断提高，谁来种地的问题也将随之得到化解。